?社会契约论》全书分为四卷。依据伏汉（c·e·vaughan）本的注释，第一卷讨论的是人类怎样由自然状态过渡到政治状态，以及公约的根本条件是什么；第二卷讨论的是立法；第三卷讨论的是政治法，即政府的形式；第四卷则是继续讨论政治法，并阐明巩固国家体制的方法。我在写作本文时阅读至第三卷第一章，以下就这已阅读过的半部书来谈谈自己的感受。

卢梭在第一卷里便开宗明旨地提出了“人生而自由”这一观点。他认为奴隶制是很荒谬与不可思议的，因为没有一个拥有健全理智的人会去无偿地奉献自己。同时他驳斥了格老秀斯和其他一些人从战争里籀引出奴役权的观点：他认为战争只能是国与国之间的一种关系，一国的成员为了摧毁敌国而杀死敌国的成员，而一旦当对方放下武器投降后，就不再是敌人了，于是别人也就不再对这些投降的个人再握有生杀之权。所以那些认为在战争中能够以别人的自由来赎取对方生命的看法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在论述完以上这些观点后，卢梭提到了这本书最核心的一个论点，即存在着一个社会公约。对这个社会公约，卢梭认为是与“人生而自由”的观点相一致的。人们在签订社会公约后并未改变其自由的本质，而是将原有的自然属性的自由转化为了社会属性的自由。何谓自由？卢梭的原话是“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我赞同这一看法：当人类在原始社会凭着最原始的欲望而行动时，并不是完整的自由，那是卢梭谈到的“天然的自由”；而当人类真正有了理性，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志来给自己设定一个限制并加以遵守时，这时的人类才是真正获得了自由。那是一种可以完全掌握自身的欣喜，是为了人类不再是被原始欲望驱动的动物的欢愉。

当然，卢梭似乎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一些认识的矛盾。在本书第三卷第一章里他写到：“国家越扩大则自由就越缩小”。照我看来，这似乎是又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反认为遵守法律是不自由的。这也许是个悖论，因为人们真的很难去界定自由与不自由的界限，这也是数百年来思想家们争论的缘由。

卢梭很推崇公意，他甚至认为公意是绝不会犯错的。我在最初阅读时就感到很困惑，觉得这样“迷信”公意会酿成“多数人的暴政”。可卢梭先生之后就给出了解释，他认为公意不是众意，两者有很大的区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利益，而众意则是指着眼于私人的利益。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公意并不会造成“多数人的暴政”，因为尊重公意并非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至于如何表达公意，卢梭认为最好是国家内没有派系的存在，如果难以实现，那么退而求其次应该尽可能繁殖派系数量并防止它们之间的不平等。在我看来，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道理，即一切的民主自由建立的基础应该是制衡。

我以前对民主的概念很模糊，似乎投票选举就是民主。但事实上，在某一个集团特别庞大的情况下，投票反映的只是某一个集团的意志。这种个别意志就会掩人耳目地成为了公意，并且对全体成员施以影响。这样的情况下，民主只不过是幌子，而丝毫没有给人们带来实质的好处。所谓制衡，则是能让少数派、能让所有人发出声音，能像卢梭说的那样，防止一个集团独大。当各种意见缤纷多彩汇聚在一起，这时候再全面加以考虑，才能够真正得到公意。这个过程显然耗时长久工作量巨大，这也就是真正的民主国家为什么办事效率不高难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关键所在。

卢梭先生还谈到了法律，他认为法律即公意的行为，也就是说法律就是公意的具体表现。至于立法者，卢梭认为那应该由一位（或许是几位）“非凡人物”来担任。他不赞同号令法律的同时还号令人。所以照我看来，在我们国家，国务院依照法律赋予的权力来制定的行政法规是不应该称其为法律的。因为那不是公意的体现，难以贯彻公正的原则。而反过头来看我国的立法工作，立法是由全国人大法工委来进行的，但是制订过程中却存在国务院各部委的力量角逐。一部法律的最终诞生，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内容受到了行政力量的干扰，这里面体现的也不是公意，而是政府中的部门利益。

在第二卷里，卢梭先生花费了很大的篇幅去论述人民。针对之前对立法者的论述他进行了补充，他并不认为立法者单纯从“好法律”的角度去立法，而更应事先考察他要为之立法的那些人民们是否适宜接受法律。他说：“大多数民族，犹如个人一样，只有在青春时代才是驯服的；他们年纪大了，就变成无法矫正的了。当风俗一旦确立，偏见一旦生根，再想加以改造就是一件危险而徒劳的事情了”，我们中国最引以为自豪的即我们是千年文明古国，殊不知这绵长的岁月里我们亦是积累下了无数的偏见。时至今日，我们再想要抛开历史的包袱重建一个民众能够接受的全新法律体系，恐非易事。

在第九章论人民（续）里有这样一段话：“距离愈远，行政也就愈发困难，正好像一个杠杆愈长则其顶端的分量也就会愈重。”卢梭之后还提到了同一个法律难以适用于不同的地区，人民会对自己庞大的国家里那些永不见面的陌生同胞公民们缺乏感情。我很认同卢梭的这一观点。在我看来，中国的国土面积如此广阔，各地的风俗习惯又各不相同，既然我们可以设置民族自治区、自治州乃至自治县、乡，为什么不可以推行联邦制来赋予地区以更大的自主权呢？我依稀记得有人说中国若是推行联邦制，那国家马上会肢解崩析。这是种完全没有理论依据的看法，当初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时还有人提是资本主义复辟，而今我们再去看这样的论调，是否显得可笑呢？其实这样的讨论早在清末民初便存在，当时关于“联省自治”的思想以及广东陈炯明的民主联邦制方案，都属于这其中的内容。我并没有对这一问题有更深入的思考，但对这样的想法提出感到很欣喜，这似乎为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提供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卢梭的观点亦有我不以为然的，譬如他对“好政府”的论述。他说“在其治下公民人数繁殖和增长最多的，就确实无疑地是最好的政府”。我以为这种看法未免过于片面。因为在第一卷第六章里，卢梭是认为公民、人民、臣民、主权者这些概念都是相互通用的。若是这样，仅以尽可能多地繁殖人民数量那么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责，那政府实在是太轻松了。除非将公民这一概念严格定义，认为其所指的应该是具有社会担当、明确个人权利义务并能积极参政议政的个体。一个国家的政府能不依靠外力，自我培养和吸引进入尽可能多这样的人，那才算是一个好政府。

契约论读后感篇2

我曾经觉得卢梭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物。之所以给我这样的感觉，源于他早年的一篇文章《论科学与艺术》。当时第戎学院有奖征答一个问题，即艺术和科学的复兴有没有改善人们的举止和道德。卢梭的好友狄德罗建议他回答“不”，因为这样的回答更容易得奖。最后，无论出于怎样的动机，卢梭在他的这篇征文中，给出的答案是“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没有改善人们的举止和道德”。

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卢梭写到：“在艺术还没有塑成我们的风格，没有教会我们的情感使用一种造作的语言之前，我们的风尚是粗俗的，然而却是自然的;从举止的不同，一眼就可看出性格的不同。那时候，人性根本上虽然不见得更好，然而人们却很容易相互深入了解，因此可以找到他们自己的安全;而这种我们今天已不再能感到其价值的好处，就是得他们能很好地掩饰种.种罪恶。”

然而从史料中不难发现，卢梭本人是极爱文学与音乐的。他谱写过音乐作品，撰写过音乐理论，希望成为在音乐领域有所作为。他曾写过一个小文章标题就是《我喜欢音乐》。

卢梭真的是口是心非吗?如果他是这样一个人，那么《社会契约论》的真知灼见，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呢?

卢梭在书写《社会契约论》前，还写过一本《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他在此书中将人类的不平等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自然(生理)的不平等，由年龄、健康、体力以及智慧或心灵的性质的不同而产生;第二类是精神上(政治上)的不平等，起因于一种协议。第二种不平等包括某一些人由于损害别人而得以享受的各种特权。

在《社会契约论》里，我认为卢梭其实是针对上述的这两个不平等，设计出他理想中的公约。

首先，他认为公约可以改变自然(生理)的不平等，他说“公约不是摧毁自然的平等，反而是以道德的与法律的平等来代替自然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社会条约“保全”缔约者为目的，使他们不因为年龄、健康、体力以及智慧或心灵的性质不同，而在现实中遭遇不平等。

其次，他觉得要改变精神上(政治上)的不平等，就要改变过去的协议方式，“设计一种人类集合体，以用集体力量来保障每一个加盟的个体和他的财产。在这一集体中，个体虽然和整体联系在一起，但依然自由如初，只听从自己的意志。”

简单言之，我觉得卢梭的社会契约，一方面要在自然(生理)方面，成为所有缔约者的生存保障。另一方面，要在精神(政治)方面，不干涉个人的意志。

得出这样的结论后，我觉得再读《论科学与艺术》就有了一番新滋味。卢梭所处的18世纪法国社会，凡尔赛宫的皇室奢华风气统领着整个欧洲艺术的发展。不难发现，卢梭憎恶艺术，明确的说，应该是憎恶皇室精神(政治)统治下的艺术。他说“今天更精致的研究与更细腻的趣味已经把取悦的艺术归结成一套原则了。我们的风尚流行着一种邪恶而虚伪的一致性，每个人的精神仿佛都是在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礼节不断地强迫着我们。”而另一方面，卢梭喜爱对音乐与文学的喜爱，则是出自于对朴质自然的追寻。他厌恶那些在精神统治下的艺术，他向往在自然中抒情高歌。

于是，我觉得卢梭不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他的艺术观、政治观是一体的，它们都来源于卢梭对于社会的整体认识与判断。

卢梭认识到社会的不平等分为自然(生理)方面和精神(政治)方面。他一方面认为人们不应该在精神方面被统治(艺术不应该被风格、矫饰化)，另一方面他认为要用社会契约来改善人在自然(生理)方面的不平等，从而保障人在精神层面能够崇尚自然。

由此我联想到，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时代的文化、经济、政治状况，都是一个不可分隔的整体。特定的经济、政治状况，导致了特定的文化状况;而社会对于文化的认识，也必然反映了这个社会对于经济、政治的态度。

欧洲社会从百科全书式的混乱的18世纪到如今，艺术的面貌已经全然改变。概念艺术、行为艺术的当代艺术概念，一次次成为社会思潮的先锋。我想这艺术面貌改变的背后，是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的深层变化吧。

我想起一个学景观设计的朋友，曾经跟我抱怨，中国现在景观设计追求的简约风格，主要是照搬西方近现代极简主义的风格。但其实我们特别没有根基，欧洲从几个世纪前的繁冗奢华的巴洛克风格，变化到今天的极简主义，是几百年的变迁里，一步步走过来的。我们不懂得蕴含在这精炼的简约线条背后的深刻的历史，而只是基于风格的简单模仿。这必然是肤浅而流于形式的。

我觉得这个有些无奈的抱怨，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当下的社会状况。我们的国家经历的现代化历程，其路径与欧洲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在流行风格上对欧美的模仿，体现出的是这背后，在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现代化过程中的的全方位模仿。困惑的是，我们作为模仿者，到底要模仿什么。就如我的朋友所说的那样，我们不懂得蕴含在这精炼的简约线条背后的深刻的历史，而只是基于风格的简单借鉴。这必然是肤浅而流于形式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要读卢梭，不是在寻找一个通往现代化和谐社会的“现成”的契约，而是在读他的痛苦和挣扎，反思他对社会的整套想法。卢梭告诉我们，社会的公约是基于人的自然(生理)的基本保障，社会公约不能干涉个人的精神(政治)意志。我想这是基础，不同的社会各自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其不同的发展路径寻找现代化的道路。

那么，我们的社会读透卢梭没?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思想有几分在中国?

我想起前几天一个朋友从日本回来，聊起日本当下的文化发展。觉得各种稀奇古怪、甚至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人在当做职业非常认真的弄，而且竟然弄得很好，只要有需求，无论多古怪，都会有相应的东西来满足(比如为宅男创造的午夜动漫和咖啡厅)。相比之下，中国要保守得多。主旋律艺术的色彩非常浓厚，主流和非主流的意识非常强烈。

虽然这种当下文化上的差异没有孰对孰错，但我觉得从中还是能够体会到，我们的社会还没有读懂卢梭。因为如果我们读懂了，我们的社会有卢梭所述的某种公约，那么我们社会应该会在文化上呈现出没有主流、非主流之分的状态。既然文化是如此，那么社会的其他方面，应该也是吧。

契约论读后感篇3

虽然卢梭一直谦虚地认为《社会契约论》只是自己在以前不自量力从事，而后来又放弃了的一部长篇著作的摘要，是一篇简短的论文。但是我认为《社会契约论》是西方近代史上的一本伟大的思想著作，因为卢梭的这本书最早提出了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即政治权威与法制、民主。

?社会契约论》是一本饱受摧残的书籍。在1762年，卢梭这本著作一出版就遭到禁毁，并且在日内瓦和巴黎被当众焚烧，官方和教会人士也对这本书大加指责，甚至连同一时期的大哲学家、文豪伏尔泰也对这本书持有偏见。但是随着欧洲近代史上的反对君主独裁的民主政治革命的暴发，人们开始承认了这本书的地位和正确性。卢梭可以说是当时唯一一个敢说不让国王掌握主权的政论家，有人去这样评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的问世，在政治理论上实现了一个大的突破，它推翻了国王的宝座，驱散了君主的幽灵，主权在民的新学说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使备受压迫的人民开始觉醒，知道自己才是国家的主人。”对于一本受到这样高评价的著作，我在一个暑假里只能说自己是粗浅的阅读了几遍，我不敢说自己读懂了这本书的精髓，我只能说说自己浅薄的见解。

卢梭的这本书可以说是从两方面写起的，一是民主，二是法制。而通过这两方面的深入论证也提出了这本书的核心问题，即合法的政治权威是否存在。谈到这里，我要说一下自己对于卢梭书中政治权威的理解，卢梭书中的政治权威并不能单纯从字面上理解为政治的权威，而是要引申理解为政治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正当性。因而在自然状态下是不可能存在政治权威的，根据卢梭书中的理论解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一个理想的，合法的政治权威是存在的。卢梭在这个问题上参考了另一位思想家、法学家格劳修斯的理论，在书中对于合法的政治权威是如何产生的，作了如下一种阐述：政治权威是在社会契约中，每个人都放弃天然自由，而获取契约自由的过程中形成的。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只有每个人同等地放弃全部天然自由，转让给整个集体，才能让人民得到平等的契约自由，而让政府得到了一份合法的政治权威。

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围绕合法的政治权威是否存在，对于民主和法制两方面都有很多精彩的思想存在。首先，在民主的问题上，卢梭在书中主要是对直接民主进行分析说明，这里我们暂且先不谈卢梭观点里对于间接民主认识的局限性，我们仅仅从卢梭对于直接民主的描写和卢梭对民主的推崇就可以看出卢梭对于民主有着先进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所谓直接民主指的是公民通过直接参加政治活动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物的民主方式，这是民主产生的最初形态，也是一种最易于被人所认知的民主。卢梭在书中对于民主制有这样的描述：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的秩序的。我们不能想象人民无休无止地开大会。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卢梭对于民主的认识是很现实的。卢梭认为一个完全的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出现的，卢梭的民主观点与雅典民主实践中体现的民主基本是一致的，其先进性在于对人的民主权、法治、权力制约、公民意识等等思想的分析。局限性在于小国精英式的民主，缺少对于大国平民的民主认识。那些基本原则或理念一步步发展成为了今天民主建设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尤其是人民主权原则对近现代民主作出的贡献是根本性的。现实中的代议民主制，虽然能够基本切合当今的的社会经济条件，但依然存在着种种不足，卢梭在书中就指出代议制只能代表“众意”而不是真正的“公意”，众意只是诸多个人意志的集合，并不一定是正确的，而公意则能更好的代表民意，是正确并且不可摧毁的。如果说现代的代议制民主对直接民主制是一个进步的话，它也仍然是在继承了卢梭的基础民主理论，只是通过变换民主的实现形式，从而使民主运作更加切合实际，以此弥补直接民主的实行上的不足。卢梭的民主理论的积极意义是勿庸置疑的，从卢梭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卢梭的理论实际上也代表了人类对民主的完美期待。他使我们认识到完善民主的路途是没有尽头的。真正的民主是极难成功实现的，我们所做的只能是在先人的理论基础上结合实践不断努力，希望民主的光辉最终笼罩人类社会。

如果说卢梭对于民主的认识还是停留在理想性上，是有很多缺陷的，那么卢梭的法制思想则要更具实践性和合理性。卢梭对于法治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就如书中所言“社会公约为政体带来存在和生命;而立法为政体带来意志和行动的能力。”一个社会契约下的社会必须是一个法治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才能存在合法的政治权威，因为合法的政治权威必须是有着诸多限制的，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的有序运行和公共意志的正确体现。卢梭对于法治的认识首先是从宪法的设立开始的，卢梭认为宪法起草人“勾画了国家的机构，而不能在此机构中起任何作用”，这体现了卢梭的分权意识，即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分立，这在现代中国也是适用的。不仅仅是宪法，规定人民日常生活的其他法律也应是如此。卢梭害怕权利的滥用最终会导致公共意志被强权所替代，因此对于立法者的要求近乎苛刻。卢梭对于强权的理解很精辟，卢梭解释强权就是强者的意志被体现，谁强大，谁就有权利。因此在强权下，弱者的权利是不被保护的。那么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呢，除了分权思想外，在书中第二卷第十二章中，我们还能看到卢梭对于理想法律的划分。卢梭将法律分为策划全体秩序的“政治法”也就是宪法，规定公民各种自由权力的“民法”，制裁一切法律的“刑法”，以及刻在公民心中的“风尚、习俗”，卢梭把第四种法律称之为“一个国家的真正宪法”说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代替权威的力量，用现在的理论来说这第四种法律可以被看为习惯法，是现代法律的渊源之一。其实一开始我不太明白卢梭为什么会如此推崇第四种法律，仔细想想我才明白，卢梭看重的是第四种法律的民族文化性，第四种法律才是每个民族最有特色的东西。

?社会契约论》实在是一本很难读懂的书，他为了证明合法政治权威的存在分别通过贵族制、奴隶制、民主制的分析来论述政治的理论，又通过对于战争、政府、法律、公共意志来论述合法的政治权威在不同领域的存在形态。我限于自身知识的限制，在读这本书时，查找了很多资料，发现不少学者也对卢梭书中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并且指出了卢梭思想中存在的很多局限性。通过对他们文章的了解，我感觉自己对社会契约论的认识被加深了，同时也了解到没有哪个思想家的理论会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在读书中要敢于质疑权威的理论，要用辩证的视角去看问题。在吸收伟大思想家的思想时，要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去甄别哪些是启示，哪些是思想的局限性。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是作者对于其所处的现实世界的映射。这些世界或美丽，或简陋，但是当你读懂作者的一刻却一定是充满感动的，那种感动是灵魂上的共鸣，是无与伦比的魅力。我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就有这样的感动。

契约论读后感篇4

少时读书会牢记各种名人的座右铭，以便在考试作文时能画龙点睛般斩获作文得分点，从未探究座右铭背后的故事，竟不知卢梭用一生去实践的座右铭“我把我的一生献给真理”是何等艰辛与蹉跎。

在18世纪的法国政治思想领域里，存在着三种改革国家政治制度的学说：孟德斯鸠主张的立宪君主制，伏尔泰主张开明的君主制，而卢梭主张民主共和制。

1744年卢梭开始着手和撰写《政治制度论》，结合他在《忏悔录》中的部分叙述可以看出，他当初写《政治制度论》的主旨，以及他在后来的《社会契约论》中反复发挥的理论，都集中在解决一个他比喻为“几何学上的化圆为方的问题，即如何找到一个能把法律置于一切人之上的政治形式”。政府的形式问题，是《社会契约论》第3卷重点论述的问题。卢梭利用自然法学的角度，从“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政权及法律的关系”等方面一一展开论述。提出一个鲜明的主张即“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但却无处不身戴枷锁”，并通过探讨社会秩序中人的实际情况与法律的关系，阐述家庭的特殊性从而衍生到政权及统治者，来说明强者和统治者的合理性。第二卷文中关于公共幸福的论述，讲述公意是形成公共幸福必不可少的东西，文中针对人权即政权及生死权等论述都十分犀利，有和当时思想家的鲜明对立还有独立的个人主张。这些思想都深刻的折射到社会思潮中，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虽然有很多综合原因，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思想对它的爆发和发展起到一定的催化和助推作用。

该书在1762年4月出版后，遭到查禁和封杀。6月9日，巴黎高等法院发布逮捕令，捉拿卢梭。卢梭幸而脱逃，但也经历了长达8年之久的流亡生活，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被人驱赶，直到1778年7月2日他在埃默农维尔逝世时，对他的逮捕令还没有撤销，直到死他的身份还是一个负案在逃的犯人。然而，历史是公正的，人民对这位为传播真理而著书立作的作者是怀着钦敬和感激之情的。在1794年10月，法国国民公会重置棺木，将卢梭从埃默农维尔移葬首都“供奉不朽的人的殿堂”—巴黎先贤祠邦德翁，供世人永久瞻仰。

一遍读完后总是有懵懂不解之处，但是文中的思想总能唤醒岁月中的感悟，进而又读，每次都有不同认识和收获，感慨卢梭用高度的法律智慧和极大的思想努力构建并表达该如何构成一个科学的法治理念体系，给后人无数启发，在此写读后感，希望志同者可以互勉。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以上就是一秘为大家带来的8篇《社会契约论读后感》，希望可以启发您的一些写作思路。

契约论读后感篇5

“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处不背负枷锁”。这是本书开篇的名言，也是本书所有观点的基础。大部分的阶级革命先驱者，都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作为核心思想，如美国独立战争、英国光荣革命等，但唯有卢梭，在人人自由平等的基础上，还提出了其需要遵从的一个基本制度，这个制度他用“社会契约”来解释，我认为，这正是《社会契约论》能够高于其它论著，成为资产阶级革命主要指导思想的原因。

是什么促使作者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呢，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阶级分化和剥削压迫可谓是形影相伴，始终不离。《社会契约论》创作并发表于1762年，当时法国正处于封建社会末期，在“君权神授”的政治理论下，社会有着严格的阶级划分，其中教士和贵族分属第一、第二阶级，他们的人数占了不到全国人口的5%，却占有全国土地的35%，而且不负担任何赋税义务，国王路易十六正是他们政治上的总代表。而资产阶级、广大农民、工场工人、手工业者和其他下层贫民构成第三阶级，他们虽然持有的生产力，占据着最多的人数，但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都是被剥削的对象。由于第一、第二阶级并不代表先进生产力，仅仅是靠政治、军事上的暴力维持统治，加之其挥霍无度，一度使法国陷入全国性的财政危机，为此国王路易十六曾召开过各阶级参与的“三级会议”，当会议开始时，第一、第二阶级的代表身着华服从大门而进，第三阶级的代表却只能身着布衣从边门进入，会上统治阶级要求第三阶级的代表上缴更多的税收，却对其提出的改善基本生活条件、政治地位等诉求避而不谈。旧社会阶级矛盾已经达到顶峰，催生了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一大批思想家，他们揭露、批判旧制度的腐败现象，反对专制制度，提出人生自由，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正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作之一。

没有约束的自由，必将导致社会的混乱。我们不妨想象，当一个人为了自己的自由去影响另一个人的自由时，必然会产生新的剥削和压迫，这不但违背了平等的初衷，还将使社会关系进一步倒退。卢梭的一生可谓颠簸流离，中晚年更是惨遭迫害，这使得他在书中向往一种公平的契约关系，并且用社会制度来加以维护和保障。

因此，卢梭认为，人的自由是一种共同的自由，它依靠契约和权利来实现，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而契约和权利则通过社会实现，社会一词在本书中指共同生活的人们通过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联合起来的集合。我们不妨试想原始社会，当时的人类可以说是享有完全自主的自由，或者说是天然的自由，他的衣食住行全靠自己解决，与野兽并无太大区别。随着个体的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个人的力量无法与自然对抗，必定会产生联合的诉求，然而，在集体当中，如果人人都只顾自己的自由，则必然会伤害到他人的利益，如此，设计一个兼顾群体利益的约定，以放弃个人的天然自由为前提，实现群体中每个人的共同的自由，这个约定我理解为作者所提倡的社会契约，而这种自由应当可以称之为社会自由。

社会契约的体现，应该是人人共同权利平等，人人付出人人得到回报，这在原文中也得到体现：“在一般意志的权威下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和自己的能力奉献出来，在这一集体中，我们把每个加盟者都接受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的一部分”。我认为，实际上这与共产主义的理念不谋而合。卢梭认为人失去了天然的自由，原因是因为生存的阻力超过了人自存所能运用的力量，转而谋求社会的自由，其根本就是生产力无法满足生存需要，而共产主义的核心理念便是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社会公共机构非常发达，人与人的待遇差异和社会分工会完全消失，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群体社会下物质和精神上的真正自由。

要实现这种层次的社会契约，一是需要一个集合体来确保各类协约的落实，卢梭在书中称之为主权者或政体；二是需要社会中的人具有较高的道德标准，能够贯彻民主政治的理念。现在是全球互通时代，这里的“人”，既可以指个体，也可以指群体，也可以指国家。例如说，最近的伊朗核制裁事件、南海主权事件等，其根本都是以美国为首的个体，为了扩大自己的利益，侵害他国个体的利益，以民主之名，行侵略之实，违反了社会契约精神，而作为保障社会契约的集合体-联合国组织，则沦落成为它的工具，失去了自身的公平公正，这也证明，当前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民主社会只是一个笑谈，实际上则是第一第二世界的国家在不断剥削压迫第三世界国家，这与十八世纪的法国何其相似。

地球还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国与国之间形成了一个大的社会，早在立国之初，中华人民共和国便提出了对外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对内则是共产党领导下多党执政的执政方针，加上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的根本政治制度，这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层次的社会契约，是我国在共产主义道路上不断探索的伟大成果。

?社会契约论》作为十八世纪的作品，虽然全书不足10万字，但却是一本通篇闪耀着思想火花的，具有前瞻性和启蒙性的伟大著作。资产阶级以它为指导思想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但是由于其自身的阶级局限性，并没有能真正掌握贯彻它的精髓。该书的核心思想即便是在今天也依然极具参考性，通过对它的学习，必将对本人今后的工作产生积极的作用。

契约论读后感篇6

?社会契约论》是18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伟大的思想家——让·雅克·卢梭的代表作。

18世纪的欧洲，在经历了漫长、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专制之后，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新的生产方式及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一股新的社会思潮渐渐兴起，他们试图在旧的社会体制上建立一个全新的合理、合法、符合人性道德、保障人民权利的社会形态。其中对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就是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在法国大革命中，它曾被大多数革命领袖奉为革命的“圣经”，它成为18世纪法国和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纲领，其“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一直影响到现代社会的各种政治制度。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有两个理论前提：人生而自由、社会秩序神圣，其理论的特点是反对暴力——不管是政府的还是个人的，其要解决的问题是：“把权利所允许和私利所期望的结合起来，使得正义和功利不再分割”。在卢梭看来，“放弃自由，就是放弃了人性，抛弃了做人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在卢梭的思想中，人做为个体显然不是至高无上的，“人生而自由”的理论会产生极端的思想——“任何人都可以认为他是他人的主人”，这样的社会暴力横生，个人自由反而失去保障，这不是卢梭想要的社会。因此，卢梭认为“社会秩序是一种神圣的权利，它是其他一切权利的根本”。卢梭反对用暴力来改变社会制度，他认为“暴力并不带来权利，我们只有义务尊崇合法的力量”。既然社会秩序那么重要，暴力又不能带来权利，那么如何产生一个权威来管理社会呢?卢梭认为，“正因为任何人对他人都没有天然的权力，正因为暴力不能产生权利，所以人类社会任何合理的权威都应建于人民之间的约定”。人类个体通过社会契约形成一个权威——也就是政府，把个体自身必需的部分权利、财产和自由让度给这个权威以便于其管理社会，而通过社会契约所形成的这个权威的最终目的则是保障契约各方的生存。这是卢梭描绘的最为理想化的民主政治的社会模式，而这种社会模式之所以可能存在，是因为人类的共同利益形成了社会紧密的纽带，“统治社会也只有以这种共同利益作为基础”。在这里，卢梭把当时政权两大流行要素——暴力和神授从组成政府的基础中剔除了，当时的欧洲政府在理论上一下子全部变成非法的了。

按照卢梭的观点，社会契约下的社会必须是一个法治的社会。“社会公约为政体带来存在和生命;而立法为政体带来意志和行动的能力”，形成的契约必须有一系列强制执行的社会准则来规范缔约各方的行为，以保护契约各方的公共利益，保障人民的自由和平等，使契约得以执行。卢梭认为人民必须遵守法律，这是一种责任是一种义务。他认为“在本质上，履行这些责任的个体在为他人服务的同时也在为自己服务”。但是法律的约束也不是无限的，“每个个体对那些一般约定留给自己的财产和自由拥有完全的支配”，这也许是现代“法律未禁止的即是合法”的思想的哲学阐述。由于法律给了政府管理人民的强制权力，为了防止政府违背人民意愿，滥权、越权，卢梭提出了一系列分权的政体设计。他对宪法起草人一系列近乎苛刻的描述，表明了他对政府滥权的严重的担心和立法、行政、执法分权的思想。卢梭认为宪法起草人“勾画了国家的机构，而不能在此机构中起任何作用”，“因为，治人者不能制法，反之，制法者也不能治人;否则，他的法律就会为他的私人情感控制，往往要维护他的不公，他也就永远不能防止其制法工作为其个人目的所沾污”。不光是宪法的起草，日常法律的制定也是这样。卢梭认为，“法律是公民集团的准则，由法律联系的人民本应该是法律的制定者”，“勾画草起法律的人不能也不应有立法的权力”，“立法权力必须也只能属于人民”，政府只是社会公共利益和权力的代理人而已。卢梭对于政府官员的描述，与现代的“公仆论”相当一致，他说：“行政权力的掌握者不是人民的主子，而是人民的雇员;人民可以在任何适当的时候对其任命或罢免;他们是被要求服从而不是达成契约。”在卢梭看来，政府官员甚至不是社会契约方，自然也不具备立法的资格和权力。

总的来说，卢梭的政治理念属于民主政治的范畴。但是卢梭对现实政治的考虑显然不是民主主义者，由于受到当时的技术水平的限制，卢梭不认为有真正的民主社会存在，他甚至认为大国适合君主制，这到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思想一致。他认为真正的民主政府只可能在小国寡民中实现，在其他情形下“民主政府或群众政府比其他形式更可能出现内战和动乱”。困扰卢梭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技术上的，另一个是教育上的。他认为民主政府的立法决策必须通过公民大会才能决定，这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不可能经常实现的。另外卢梭认为，美德是共和国的基础，但“并不是说人民的所有决定都是成熟的。我们当然都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但是我们可不能保证总是看到这种好处。人民是不会腐败的，但她可会受到蒙蔽，此时的她，好像总是见坏就上”。实际上困扰卢梭两个问题也是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基本问题，一个是要有足够的技术水平保证人民的意志能够充分在国家意志中体现，另外一个是人民必须有民主政治的理念和符合民主政治的道德水准——这是社会教育的问题。正是担心人民的道德水准，卢梭才会造出一个“宪法起草人”，并赋予他神一样的境界。他是这样描述宪法起草人的：“找到适合一个民族的社会规范需要的是超人的智慧。如此的智慧要能够观察到人类的情感而又不卷入其中;它要完全独立于人类的本性但能完全了解其实质;它的幸福要与我们无涉但要愿意为我们着想;最后，它必须到遥远的未来去寻找它的荣耀，苦苦今世的劳作，以为后世的结果”。“任何人要勇敢地承担起组织一个民族的使命，他就要有能力，这么说，改造人性;他要把一个独立完整的个体，改造成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从中个体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他的生命和存在;他要解构人的组成方式以改良增强其力量;他要把天赋的物质上独立的存在代之以部分道德的存在。”

在现实中卢梭推崇的是贵族民主制或者叫“精英民主制”，他认为，“除了两权分离的好处，它还有着成员选举的好处……他们只能通过选举获得职位，从而使正直、开明、经验及其他受公众喜爱尊重的品质成为明智政府的保障”;“再者，集会易于举行，公务得到良好的讨论并处理得井井有条，在国外国家声望由德高望众的元老而非无名之辈或被人鄙视的群众维持”。“一句话，如果能够确定精英是为了国家利益而非自己的利益而统治了话，精英来统治群众是最好最自然的安排方式”。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最后一册花了大量的篇幅分析了罗马共和国的兴衰成败，可见他对这种制度的重视程度。

由于本人只读了两遍《社会契约论》，对其精髓和本意还没有很好地理解和掌握，因而本文只介绍了此书的基本的政治理念，《社会契约论》是一本博大精深的著作，他从人的本性出发，对个人、社会、政府的权利，对政府的形成、运作和一系列制度，对国家的形成、兴盛和衰亡等等问题做了精辟的分析，是一本值得我们去研究的经典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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